清晨在仿古的废都城墙下的酒店中醒来，上午没有安排，难得轻松。退房离店，出门就遇到一个衣服脏兮兮的捡瓶子的老人，弯着腰，用力踩扁一只矿泉水瓶。在湘子庙街上，17块买一份米皮，一个肉夹馍。20年，这个价格也不过涨了不到三倍，而货币因为至少贬值了10倍吧。这个国家更富裕了吗？毋庸置疑。这个国家的人民呢？底层的贫困很难说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改善。在光鲜亮丽的一线大都市之外，到处都是衰败的内陆城镇，日渐荒芜的农村和十余年停滞的发展。他们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早已被时代的灰尘遮蔽，淡出人们的视野之外。
出租车从当年的长安奥拓换成了比亚迪，还是小车型，车上一样脏兮兮的，常有异味。起步价从当年的6元涨到了9元。车明显已经开了几年，但仪表盘上的保护膜却从不曾撕去，皱巴巴的，让我想起，父辈们永远不曾揭去的各种保护膜和遥控器上永远套着的塑料袋。贫穷和节俭深深的烙印在这个民族的骨髓里，并不曾远离。也许只有极少数人有所改变，广袤土地上的人们，很难说，从心智到收入有过多少变化。
我在城墙外围走过，印象中的荒草丛生，散发着臭气的护城河如今已经整饬成整洁的环城公园。大南门城门楼在维修，一张防尘网把维修中的城楼围住，奇妙的印制了城楼的四个面的照片，酷似一个印有产品照片的包装盒。
空气充满曾经那么熟悉的阴霾，只是那时候还不知道pm2.5是什么。我记忆中西安的冬天多是这样的日子，充满淡淡的忧伤。我印象中故乡的天气却并不如此，不论春夏秋冬，大多是明媚的天空，只要是晴天，天空总是一片难以置信的蔚蓝。而18岁那年就是分界，从此我记忆力里都是这种阴霾天气，湿哒哒，雾蒙蒙。
25年前，入学报到后的第一个周末，与宿舍的新朋友们步行走到城墙看钟楼。 当我扶着街边的白漆栏杆，眺望钟楼正准备发思古之幽情的时候，一声怒喝从身后炸裂：不要踩在栏杆上，罚款10元！我这才发现得意忘形，一只脚踩在了栏杆的最下层，虽然那横栏也是脏兮兮的，但不妨碍红袖箍的大妈横眉立目的收走我的罚款。这便是一个小镇青年，与这个古都的第一次碰撞。
走在城墙下，曾经觉得很远的距离，现在看小到只是可以散步的几个街区。西安城远没有二十年前我感觉的那么高大，正如我发现从小长大的那么宽广的海滨小镇也不过是上海一个中型居民区的大小。 而我知道这不过是因为成长，因为有了更大的视野和见识而已。
城墙下是免费开放的公园，清晨的公园是属于老年人的。最多的还是跳广场舞的大妈，面无表情，跟着各种匪夷所思的歌曲跳着奇怪的舞步。有一队放着佛教音乐，让我恍惚觉得他们在好像在练二十年前比比皆是的法轮功。还有的用一条围巾做哈达，拙劣地模仿着藏族舞蹈。
二十多年过去，我们曾经历持续的繁荣，伴随着稍许的意识形态的开放，揭开了文明的一角，却只繁花一现就重新收紧，而今天这种收紧正在把经济上的繁荣逐步葬送。而我们这些参与者和见证者，竟全然无能为力。二十年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曾短暂开启民智，如同从裂缝中射入暗室的一道光，迅速又被专制的牢笼扣紧，直到滴水不漏。而我还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活着，努力做着很可能是徒劳无功地挣扎。我看向这公园里的人们，他们似乎很满意这种生活。交出自由和权利，放弃思考，换取苟活一生，只求铁拳不降临到自己身上，得过且过，随波逐流，任凭命运摆布。多像圈养的猪羊，一旦轮到自己，也许奋力哀嚎反抗，但回应的只有周遭绝望的沉默。
远离了城墙，这个城市就与任何其它中国城市别无二致。墙国是一个绝妙的谐音词，这个民族几千年在物理上，心理上，文化上，如今又在虚拟世界修筑了一道道墙，将所有人从身体到心灵全面关在墙中，习以为常，浑然不知。
推世间墙易，推心中墙难。
出租车司机播完了《最炫民族风》，开始播放《我的中国心》，在此刻听来，满满的讽刺。当年港人一厢热情回归祖国，大量投资，义演募捐，建希望小学，赈灾支教。如今换来被扣上港独的帽子，铁拳落下，被迫流落海外成为难民。在一个病态的国度，正常就是罪过。
二十年前，我有一阵子每日往返于拥挤到透不过气的公交车，到城市另一端实习，懵懂而天真，对大都市的生活充满向往却毫无防备。当我几乎两脚悬空的被挤上公交车的时候，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不要让我爱的人，和我的孩子们过这样的生活。
而现在，我同样暗下决心，绝不让我的孩子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远离文明和普世价值的扭曲的国度。不论他们许以怎样的舒适便利和所谓的安全幸福，都不值得用自由去交换。
2020年12月9日 于西安